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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明戲曲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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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紅凋落太匆匆—憶李少春先生

五年後我又一次派往一團參加《山村花正紅》的排練,李先生演老院長,我演一個醫生。在此之前,李先生已創作過不少現代人物形象,如《白毛女》中的楊白勞,《林海雪原》中的少劍波,《柯山紅日》中的司令員及《紅燈記》中的李玉和。對於李先生現代人物的創作才華,人們都是有口皆碑。李先生接到《山》劇本子後,早已在家把唱腔設計完畢。記得第一次排練李先生就拍著板眼和胡琴記起腔兒來。他是一團團長,尤其在排練場上要求自己非常嚴格。他很少講話,但對執行排練的同志非常尊重,連排前排後的站隊集和他都做的十分認真。那時我做排練場上的宣傳鼓動工作,每天都有不少人向我提供表揚李先生的事例。記得有一次我用“順口溜”的形式這樣念道:“李團長是帶頭人,‘立正’‘稍息’有精神,為了‘紅花’結碩果,澆水施肥多勤奮。”可惜的是,“紅花”終未結碩果,各種運動便接踵而來,李先生舞臺生涯中的最後一個形象,也如“紅花”一樣被運動的狂風吹落了。那年他才四十五歲。從此他便告別了舞臺生活。 又是一個五年!這是“WG”進入了第三個年頭,我和李先生又在一起工作了。那是血雨腥風的年代,就連宣佈李先生“解放”的大會也令人毛骨悚然。讓他“解放”,是要“利用他的頭腦”,參加《紅色娘子軍》創作組的同時宣佈他“不是我們的人”。一直到死,李先生始終處在這難以名狀的壓力之下,」帶著沉重的鐐銬起舞。他的心是被魔鬼揉搓碎的!這時中國京劇院已遷到海澱魏公村。李先生“解放”後在導演組。與我們見面那天,穿著一身剛發下的草綠軍裝,神情呆板,動作遲鈍;鏡片後面是兩團深深的青紫色,腫漲的眼皮包著一雙無神的眼睛,他不時還摘下眼鏡使勁兒地閉眼揉搓;顫抖的手指不住往嘴裏送著香煙。說起話來斷斷續續,字斟句酌,話沒說幾句便坐在那裏一動不動只顧吸煙了,他的急劇衰老簡直令人膛目結舌。李先生向來穩重、謹慎、有些內向。在那場浩劫中,他更加沉默寡言了。從早到晚他總是一根接一根地吸香煙,還經常用眼盯住煙頭,玩味那一明一滅的光亮,在吞雲吐霧之中,似乎忘掉了周圍的一切。後來我們還逐漸發現,李先生就連白天也大把地吃起了安眠藥。藥一入腹,他如醉如癡,走起路來踉踉蹌蹌,臉上似乎含著一種嘲弄的冷笑。遇到這種情況,人們總是主動向前扶住,把他安置在床上,每次他總是掙扎起身笑著道聲“謝謝!”。他的小女兒麗麗經常來看望父親,見到這種情況傷心極了。她幾次帶走多餘的安眠藥,可是李先生早有防備,依然照吃不誤。可憐的麗麗那裏知道,父親這樣做是想得到片刻的安寧,以維持他那千鈞一髮的精神不至崩潰了。 不少人認為當時李先生已被折磨成癡呆症了,其實不然。我認為李先生至死依然有著一副完全清醒的頭腦。且不說他還有能力為《紅》劇中洪常青設計過不少的精彩優美的唱腔及身段,就是在生活中,他一旦感覺無需顧及時,他的真實自我馬上顯現出來。他那藝術家的敏感、智慧,依然煥發著誘人的光彩。那時排戲,喋喋不休的就是那幾句話,什麼“首長指示”、“革命激情”、“不許走樣”,而對於戲曲表演的藝術分析及探討則是諱莫如深的,只能和知己朋友關起門來密談。有一天我們又在聊戲,忽然想到為什麼不把李先生請來?說著我推開了對面的房門,“李老師,請您來一下”。我把他拉進屋裏。他見還有別人,一時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我把門一關:“請您來給我們講講戲曲中眼神的運用。”他這才鬆弛地坐下,隨手抽出一支煙叼在嘴裏。“過去學戲時,有的老師主張出場亮相眼神要看准一個地方:後面的入場門。可是這樣做了效果也不見得好,您是怎樣做的哪?”他眨著眼睛仔細地聽完我的話,然後深深地吸了一口煙,隨著吐出的煙霧,他的兩眼逐漸放出了光芒。“盯住一個地方太死,光放不出去;沒有適度的角度又發散。我在臺上是既看又什麼都沒看見,像這樣—”他邊說邊表演,那不斷變化的炯炯目光一下子把我們帶回當年他在舞臺上那迷人表演的遐想之中。還有一次,他興致勃勃地談到了余叔岩先生,他轉動手中的香煙喃喃說道:“說老戲不講表演,不對。余叔岩先生一個人物一樣,比如《賣馬》他是這樣表演的—”他麻利地把右腿搭在左腿上,不假思索地一口氣表演了半出《賣馬》,把秦瓊英雄落魄的神情維妙維肖地刻畫出來,而且口齒清楚、韻味醇厚。後來談多了,有時李先生也會不約而至。他說:“現在有些演員開打後累得呼哧帶喘,唱起來上氣不接下氣,毛病在開打時憋住氣了,不管動作多麼激烈,要始終保持呼吸平穩,一口氣憋住了,越來氣越短,我就是這樣:開打時保持呼吸通暢,開打後不‘拉風箱’,唱起來嗓子更痛快,因為聲帶已經熱開了。”還有一次談到“樣板戲”不許走樣的問題。他輕輕地搖著頭:“不許走樣?怎麼叫不走樣?他個兒大走三步,我個兒小就得多走,他‘山膀’拉在這兒好看,我就得拉在這。”他激動地放下‘山膀’,然後看著煙頭自言自語地:“不理解呀,還要好好的學習……”這都說明他不但頭腦清醒,而且善於思考,他的自製力使他謹慎地開啟心扉,怎麼做,會引出怎樣的效果,他心中一直有數。 又是一次令人脊背發冷的大會。“上面”點名要李先生做為人大代表,但同時宣佈一條:必須首先“勸其退D”!聽完傳達後我回到三樓,正遇到李先生剛進行完個別談話走出門來,他慘白的臉上掛著冷冷的苦笑,嘴唇在微微顫動,似乎在說著什麼,他正吃力地扶著牆壁一步一步挪回宿舍。第二天一早,他忽然跌跌撞撞打掃起樓道來,大家搶過掃帚急忙攙他回去,一問才知,他把這天誤當成星期六了。因為星期六是他的衛生值日,又是放假回家的日子。不言而喻,他昨天回到屋裏後吃了大量的安眠藥,想熬過這夜急切回家,盼望以骨肉之情來溫暖一下他那冰冷欲碎的心! 一個人如果對生活完全絕望了,大概多一天也不肯活下去。李先生並不是悲觀主義者,你會在他不時閃現的智慧中,發現他那極為可貴的樂觀主義精神,他甚至有辦法創造出一種頗有詩意的情趣。比如音樂創作組有架電唱機,為了做資料,找來不少外國名曲。有時唱片一轉,李先生常常陷入童話般的遐想。有一次他興致大發,隨著那動聽卻陌生的曲詞,根據旋律及節奏的不斷變化,他竟像宋世雄那樣,即興地講述出一個完整的故事,不但有頭有尾,有細節,有動作,並且與音樂的演奏完全合拍,富有邏輯性。他偶而表現出來的幽默感常能令人拍案叫絕。在一次晚間“突出政治”學習會上,李先生做了一次絕妙而又無可指責的發言。他把香煙舉在嘴前,邊吸邊說:“我有一個問題不明白,啊……現在大講‘突出政治’,啊••…可我們哪?啊……業務活動有夜宵,啊,五毛錢,是不是?可政治學習哪?沒有,沒有夜宵,啊……這能是說突出政治嗎?啊……”大家聽了後,面面相觀,組長只好宣佈散會。 李先生患有多種疾病:高血壓、心臟病、周身骨刺及嚴重的神經官能症,加上這突然的打擊及長期的鬱悶,他終於倒下了。有一天晚上散會後,樓道裏突然響起一陣茶缸落地滾動的聲音,然後水泥地面傳來‘撲’的一聲悶響,大家紛紛聞聲而至。啊!李先生已經一動不動倒在血泊之中了。我們急忙把他扶起,只見他滿臉是血,上嘴唇完全裂開,一顆白牙鑽出唇外;左上眼皮裂開,像小孩嘴一樣張著往外吐鮮血。李慶福同志伏身背起毫無知覺的李先生,登上小汽車直往北京醫院。路上,我緊緊抱住他那隨車搖晃的軀體,他似乎有了知覺,快到天安M時他開始感到疼痛了。他摸著臉,摸著嘴,突然一下把鑽出唇外的牙揪了出來,然後在黑暗中費力地看著,他問道:“這是什麼?”“牙……””我心裏一陣抽搐。“牙?誰的…“您的牙,散會後您摔倒了。”他慢慢回憶著:“我的牙,……摔倒了……”汽車開進了北京醫院。 “你們是哪兒的?怎麼往這兒送?”幾個醫務人員見到滿臉是血的病人面有難色地問道。“我們是中國京劇院的,他是李少春!他的病歷在這兒”。我急忙向他們說著。醫務人員交換了一下目光:“他是不是自殺?”言下之意是自殺可不管。“不,不!他是工作累得暈倒了摔成這樣,他沒問題”。我正在解釋時,院裏負責人已經趕到。詳細證明了他的身份後,這才收留住院。別前我和李文華同志一再托咐院方,要用細線縫合,保住他的面容,他還要上臺呀。 數月後,李先生出院了。見到我緊緊抓住我的手使勁拉著:“感謝,感謝!感謝大家保住我這張臉。你看,完好如初,完全可以上臺吧l”我真佩服醫生的高超技術,眼皮及嘴唇竟未留下半點痕跡。是的,他想上臺,他有一身的本領呀!而殘酷的現實是他早已被剝奪了上臺的權利,更何況他的體質繼續虛弱下去,走起路來都一步三晃,上臺?大概……“沒問題,根本看不出來。您千萬要當心哪!”我不無悽楚地安慰他。他收斂了笑容,點燃一支煙,不住地吸起來。 1959年我第一次見到李少春先生是在北池子;想不到,十六年後我們最後一次交談也在北池子。這時京劇院舊址早已成為家屬宿舍,李先生和我都住這裏。我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挨整,苦苦地掙扎了一年終於病倒了,於1975年在家吃起‘勞保’;李先生此時也已離開京劇院去到藝校教學,雖然工作不在一起了,但每星期放假還能見面。有一次我向他講起了我的病情,那是長期鬱悶使我患上了嚴重的神經官能症,弄得我苦不堪言,當時心情極度不好。他抽著煙默默聽我嘮叨著,我們相對片刻,他忽然把煙一丟;“走,路上走走去。”他一把抓住我的膀子向外走去,剛一轉身,他另一隻手也搭在了我的肩上,不知是由於激動,還是他的身體更加不行了。我只感覺他的腳似乎沒著地,他把全身重量都加在了我的身上,我像背著一個十分沉重的包袱,吃力地拖著他出了胡同,順北池子大街往南走去。“沒關係,算不了什麼……”他有些氣喘,“要挺住啊!多想想別的事,分散分散……你看我,現在天天跟孩子們在一起,孩子們心裏純潔,跟他們在一起很好玩兒,很快樂呀。”他的話一陣高一陣低,字音有些含糊,但語氣卻是加重的;說時,他的右手還不住地在空間揮舞,幅度之大常引起路人回顧。我知李先生是受過大災大難的人,我很想瞭解他是如何對待無妄之災的,我當時太需要精神支援了。所以我冒失地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當時您被揪出挨鬥,受了那麼多人的人身侮辱,您是怎麼對待的?現在還想不想?”話剛出唇我便後悔了,這樣會不會戳痛他的心?或者使他出於戒心難於表露真情?當我再要開口時,他驀然停住了腳步,然後慢慢從我腋下把手抽回,雙肩微微一聳,鼻子‘哼’了一聲。然後轉過身來停了片刻,雙手逐漸在我倆之間比成一個圓圈:“我的腦袋只有這麼大,世界上的事太多,太複雜了,我的腦袋裝不下!”啊,多麼熟悉的李少春風格!“這才是梅蘭芳!”使我悟出了不少藝術真諦,這番話又使我在為人處事上得到了更大的啟發。在那種年代,面對我的唐突提問,李先生的回答真是妙極了!他什麼都沒告訴我,然而,又把什麼都說了出來。每思此及,我由衷欽佩李少春先生的智慧、才華。 我把李先生送到家,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靜。就在這裏,十六年前,當我們那些年輕人鑽出腦袋在視窗上出神地望著李少春的丰采時,他是何等的英俊和瀟灑!一場浩劫奪走了他的一切!真不敢想像,剛才依我而行的蹣跚老者竟然也是他! 就在那次談話後不久,李先生突然發病倒下,從此再也沒起來,流水落花春去也,帶著憂傷、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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